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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

Date:2009-3-24


摘 要：要进行深入的翻译研究，必须先确定翻译概念。本文通过梳理翻译概念的历史流变过程表明，翻译概念迄今为止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本文认为，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现代汉语词典》“翻译” 词条的释义以及斯坦纳的“理解即翻译”的命题是当代翻译概念的典型代表，并由此推论：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活动或“工具”，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对翻译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概念；流变；生活方式；意义

Reflections on the Evolvement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Abstract: Profound translation studies call for unequivocal concept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hrough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evolvement of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perceives some uncertainty and irrationality in the present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t is construed in the paper that Jakobson’s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Steiner’s proposition of “Understanding is translation” is typical of the modern concept of translation，from which it is inferred that translation, more than a linguistic transference or an “instrument”, is part of human life. To realize this point is paramount to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concept of translation; evolvement; way of life; significance

翻译作为世间一事物，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翻译活动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从广义上说，翻译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翻译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与以前并不相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已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且这种演变现在仍没有停止。要深入进行翻译研究、把握其精神实质，就有必要对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追溯和梳理，并深入揭示其涵义。这也是翻译科学研究以及翻译本体论研究的必然开端。

一 翻译概念的演变理路

要考察翻译概念的渊源并非易事，从严格的意义说，其真正的历史意义上的源头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依托的只能是有记载的历史源头。 从历史上看，翻译之名发轫于《周礼•秋官》“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其志，达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然而，这里的“寄”、“象”、“狄鞮”、“译”只是官职的概念，还不是指翻译活动。但明显地，译官所司之职即“通其志，达其欲”。 “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 （王宏印，73）看来“译”从一开始即暗通“翻译活动”之意。 “寄”、“象”、“狄鞮”、“译”皆同义。 “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约不过异俗、达其远情也” （王宏印，73））后来，“寄”、“象”、“狄鞮”三个名称渐次销声匿迹，“译”字成了翻译的统称。关于这其中的原因，赞宁《译经篇》是这样解释的：“今四方之民，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 （王宏印，73）看来，据赞宁的推断，这是由于古代北方的翻译活动频繁所致。另外，《国语 • 周语》称司翻译之职者为“舌人”，称“姑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 这些当时同样是指译官之职。随着汉代的佛经翻译活动的兴起，至两晋始盛，经南北朝，再到隋、唐两代，宏大而热烈的翻译场面和佛经翻译的重要地位，把人们的目光逐渐吸引到了翻译活动本身。从此，人们开始试图对翻译活动本身进行认识。及至唐代，翻译活动的概念终于渐发头角。如唐孔颖达：“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又唐贾公彦“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但至此，翻译之名仍是一“译” 字，以“翻译”明确指称翻译活动的现象始终没有出现。赞宁《译经篇》“彝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王宏印，73）但二名并行，指的应是“翻”、“译”二字均可单独用来指称翻译活动，并非一起联合使用之意，不能做“翻译”之名出现的依凭。　陈福康先生说：“翻译二字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但其义尚不清楚。”陈福康，4）似无据可依，也只能算推测。就“实”的方面来说，自汉代始，“译”不仅指“通其志，达其欲”之事，而且把佛经翻译活动也包括了进去。“翻译”的外延已经开始扩大。

宋代以降，情况稍有了变化。在赞宁的《译经篇》中零星可见“翻”“译”二字并用的现象，如有“二非句，即赍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的语句。（王宏印，83）此可谓“翻”“译”联袂，翻译之名诞生的第一确证。而一经生成，即沿用至今，迄今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固定的专门指称翻译活动的名称。宋代高僧法云对翻译进行了定义。“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 法云的定义包含着对翻译性质的探讨的倾向。但从外延上看，它把翻译活动局限于佛经翻译活动，翻译概念的外延领域有了变化，比以前有所收缩。随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翻译的外延再次扩大，把科技翻译又纳入其中。如徐光启：“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同之前，必须翻译。” （陈福康，54）这里的翻译主要指的是当时的科技翻译。 至清末，在严复，林纾等人手中，翻译的外延扩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复至新文化运动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概念。 今天的翻译概念又有新的发展，已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它代表着我国当代意义最宽泛、最一般的翻译概念。

二、对翻译概念的反思

概念的流变过程已如上述， 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这种演化的结果？是否接应该接受这新的概念呢？ 那首先要看它的合理性。翻译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活动，在科学尚未诞生的情况下，人类赋予它的最初的名称必然是感性的。这最初的名称作为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均蕴含着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随着认识的深入，其外延有范围扩大的必然趋势。外延扩大的思维运作方式是类比推理，也就是认知语言学上所说的“范畴化”（赵艳芳，2002）。类推会出现两种情况：依据事物的现象类推和依据事物的本质类推。 若类推根据前者作出，那么可能会导致认识上很大的模糊性，如果根据后者作出，那就在认识上会有所深入，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现代汉语词典》的翻译概念，其外延已经扩大到语际翻译之外的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与雅各布森的翻译概念是一致的。我们可以通过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进行观察。 雅各布森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把翻译分为三类：

1 译是指在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改变说法’。……2 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另一种语言符号来解释一种语言的符号……3 符际翻译（亦称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首饰、数字或音乐来表达。” （郭建中，86）

可见，雅各布森的类推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类推结果，要深刻得多。

雅各布森采用皮尔士（Peirce）符号学和意义理论，指出不论是作为语言学家或普通的语言使用者，任何符号（linguistic sign）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把它翻译成其他可替代的符号，尤其是翻译成更为发达的符号。这一观点，以及他对翻译的分类和翻译对等的解释，构成了翻译的符号学理论基础。 （郭建中，85）

雅各布森先是由语言上升到符号，然后推导出翻译概念。他的类推是有说服力的：翻译是语言转换活动，所以语内翻译是翻译；又语言是符号，所以符号之间的转换活动也隶属于翻译概念。 “翻译”作为一个古老的名称，其最初的命名当然不是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它所经历的过程注定是在一定的“实”的基础上先有其名，并因此具有初级概念。随着认识的发展，与最初翻译之“实”同质者不断被归到“翻译”的名下，结果，翻译概念的适用对象范围一步步扩大。否则，必然导致部分翻译之“实”无名；若为这些“实”再生一名，又必然引起概念错位和认识的混乱。 翻译概念的演化并不意味着概念泛化问题，而是在现有的翻译概念下，外延的认同问题。概念的成熟应该以内涵与外延相符合，较为合理地反映世间事物及人类活动的范畴为基本标志。当然，从哲学意义上讲，概念的完善性永远是相对的，因为它永远随着人类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他的合理性在于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对某一事物当下的认识水平。 据此来说，上述翻译概念的合理性是明显的。而将传统的语际翻译概念等同于翻译概念是一种混淆。从认知的角度看，语际翻译确实是翻译世界认知范畴化过程的“基本范畴”，它可以作为翻译范畴的“原型”，（赵艳芳，59）但却不是翻译范畴本身。因此，语际翻译只能是翻译概念的下义概念 ，它并不等同于翻译概念。

三 雅各布森和斯坦纳给我们的启示

《现代汉语词典》对翻译的定义与雅克布逊对翻译的分类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的翻译概念所包含的外延要大于前者。前者的符号翻译指的是“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其局限性在于仍把翻译局限于语言活动范围以内；而后者还包含了“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翻译活动已经超出了语言活动范围。两者之间有无渊源关系也未可知，这当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在此关注的问题是，翻译的外延包不包括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差别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先假定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不是翻译。这实际上也就是我国翻译界目前比较流行的概念。从这种概念出发，翻译就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以交流为目的的转换活动。这种活动很容易被认为具有以下属性：一，就空间纬度上看，它的存在范围很小，只在跨语言文化交流者和译者当中进行，只局限于一部分人的部分生活；二，从时间纬度上看，这种活动的时间很短，它只占人类生活的很小的部分。因此它容易被看作是偶性的；三，从活动方式上看，它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为一定的对象服务，因此它也就总是工具性的。对翻译的这种认识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翻译只是交际的工具，翻译研究必然是工具理性。 若我们认同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是翻译。那么如下推论就自然成立：一，翻译存在的空间是无限广阔的，它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它不再是一群人的活动，而是全人类的活动；二，翻译存在的时间是无限的，它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存在，或者进一步说，它与人类共存亡；三，从方式上看，它不再是工具性活动，而是人类生命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或者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之一。所以，翻译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工具的，而是生活的。它是所有人生命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的翻译研究，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它的天地广阔了，使命重大了。它不应该再是可有可无的理论话语，不应该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的学科。这样一来，我们的目光似乎射向了翻译的终极意义，它使我们的思维向着翻译的本真靠近。这不禁使我们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是雅克布逊错了，还是他发现了翻译的真谛，意识到了翻译本体之所在？他的翻译概念对我们的启发是巨大的，他似乎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翻译的生成，翻译的本真存在，甚至使我们看到了翻译的消亡。

斯坦纳在《通天塔》（After Babel——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命题。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当中，理解是翻译过程的一部分，而在斯坦纳这里，理解本身就是翻译。 他的这个命题的理论基础是交际理论：“(…) translation, properly understood, is a special case of the arc of communication which every successful speech-act closes within a given language.”(按适当的理解，翻译是一个特定语言之内任何一次成功的言语行为所包含的交际过程。)(Steiner, 49) “ A human being performs an act of translation,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d, when receiving a speech-message from any other human being. (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一个人在从任何另外一个人接受到言语信息时,总是在进行一次翻译行为) （Steiner, 48）他认为任何理解有着与翻译相同的模式：“The model ‘sender to receiver’ which represents any semiological and semantic process is ontologically equivalent to the model of ‘source-language to receptor-language’ used i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在本体论意义上，代表任何符号和语义过程的“从讲话人到受话人”模式与翻译理论所使用的“从源出语到接受语”的模式等同。)（Steiner, 49） 可见，理解即翻译的命题也是类推得出的结果。语际翻译有原文和译文，原文就是编码，译文就是有形的解码，主要是以第三者为对象的有形的表达；语内理解也有说话人的编码，听话人的理解就是无形的解码，听话人也表达，他的表达是以自我为交际对象的无形的表达。这种过程模式的相似性就是斯坦纳的推理依据。但这次的依据不是符号学，而是阐释学和交际理论。跟雅各布森的翻译三分法一样，这个命题也同样把翻译活动纳入了人类生活方式。其包蕴着对翻译的一种深层认识：没有翻译，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很难想象。不同的理论推论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是巧合还是必然？无论如何，这个命题的启发意义同样是十分深刻的。

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翻译概念重新进行审视。这样的追问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语言文化翻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种类的翻译？比如：艺术品（如雕刻、音乐）的解读是不是翻译？电影创作是不是翻译？看哑剧是不是翻译？看图纸建大厦是不是翻译? 小学生看图说话是不是翻译？妈妈向外人解释孩子咿呀不清的儿语是不是翻译？甚至，我们读小说是不是翻译？经验世界的个例，现有的和潜在的，是不可枚举的。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传统的翻译概念来自于认知语言学所讲的认知基本范畴，而且停留在了认知基本范畴之上，局限性性较大，固守它是不符合认知科学规律的。

当然，照搬任何一家理论都是不可取的，在此基础上整合与发展才是正途。雅各布森德翻译三分法对提高我们对翻译共相的认识的确很有帮助，但其哲学的或是科学的理据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斯坦纳的“理解即翻译”的命题如果作为翻译概念的完全根据也还是存在问题的。我们把理解看成是翻译的一个深层的或者是具有根本意义的特性或许更为合理。这个命题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不然，传统的“理解”概念将与翻译概念分不清界限，翻译的范畴将面临泛化的危险。这个命题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理性视野，纳入我们对翻译概念的构建过程。从这里出发，进一步阐发、整合。 传统的“理解”本身当然不能是翻译。这需要把“理解”作为涵义要素与原型翻译概念的形式特征相结合，才能产生一种属于翻译自身的完整而独立的合理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很多。

结语

从总体上看，翻译的概念演化的历史过程，是人类对自身活动——翻译世界的范畴化和抽象化过程。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翻译概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膨胀的过程。外延的不断膨胀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前翻译概念的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说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概念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过程与人类认识过程相始终，也就是说，概念的形成过程是内涵与外延是演变性和确定性的统一的过程。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概念的涵义和适用对象也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应当勇于不断地修正传统的概念，使之逐步准确、完善、合理。准确的和完善的概念就是内涵与外延高度统一概念。就翻译概念来说，将语际翻译概念等同于翻译概念是狭隘的，应该随着研究的进步，建立起高度抽象化的、明确的最上位翻译概念（当然所谓“最上位”永远是相对的），不应该为下位所概念所樊篱。总之，翻译不可能只是语际的或只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起码在哲学、逻辑学和认知科学的意义上都不是；如果我们漠视了这一点，那就恐怕永远也看不到翻译的真谛。

参考文献：

[1]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4]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说明：本文于《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57-59页）发表。此稿在原来基础上已作修订。

作者简介：李玉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翻译学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济南大学
研究方向：中外翻译理论；中外典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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